惊世三星堆

刘杨 · 发表于 2007-1-29 11:11:50

惊世三星堆

三星堆，久闻其名，惟亲眼一见方知震撼。

从成都出发，可包车前往。其址位于成都北广汉境内。驱车约60公里，一个小时左右。来回包车费200元。博物馆门票50元，讲解员费用50元(一定要请讲解员，否则不如不去！如果可以的话，不妨请个英文的讲解员，我感觉讲的更详实生动！)

中国的其他出土文物多的是陪葬用品，而三星堆是祭祀用品。大约相当于商代时期。其文化痕迹有古蜀、中原、西域、东南等交流的色彩。

该文化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惟《华阳国志》曾有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如今确真实看到“纵目”的青铜面具。

博物馆内不允许摄像，但是可以拍照，所以数码相机当属参观三星堆首选。

200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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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不是文物，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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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鸟身(仿制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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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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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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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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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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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宽耳纵目，非常之大,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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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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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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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鼻梁中立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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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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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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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璋(其上有丰富精美的鱼鸟图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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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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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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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立人(高2.6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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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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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面铜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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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面铜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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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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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大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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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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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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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

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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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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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陈德安

三星堆遗址是193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929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七十年了。?

在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专院校，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多种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现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它地区的方国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质，其规模超过周围相邻的城址；2．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3．有分布范围达3至4平方公里的夯土城墙遗址；4．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与治理；5．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这些重要内容构成了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函。?

三星堆遗址在过去的调查发掘中，因工作地点的不同，曾被分别称为“真武宫遗址”、“横梁子遗址”、“月亮湾遗址”、“中心场遗址”等等。因同属一个遗址群落，故在1980年以后，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

近几年的调查表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乡高涧村一线临河的高台地上，在马牧河南岸的三星村一带的高台地上也有较为集中、丰富的文化堆积。遗址的分布中心是真武村及三星村。?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彭县、新都等地区，还调查到十余个相当于三星堆上层文化的古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广汉金鱼乡石佛寺遗址、兴隆乡烟堆子遗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遗址等。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的一般遗址的发现，正显示了三星堆遗址在周围古遗址群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

一、考古发掘

三星堆遗址发现后，于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遗址首次拉开了考古发掘的序幕；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1980年以来，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市文化部门合作，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十余次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前后共揭露文化遗存约4000余平方米，试掘城墙夯土1000余平方米。比较重要的有1980?986年三星堆Ⅰ、Ⅱ、Ⅲ区的发掘；1986年三星堆Ⅱ区两个祭祀坑的发掘；1988?989年东城墙的发掘；1991?992年西城墙的发掘；1995年南城墙的发掘：1997年11月?998年5月仁胜村土坑墓的发掘等。?

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且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遗址上层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四川盆地内有广泛的分布。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汉源狮子山等处遗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其中有新津龙马宝墩遗址、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遗址、温江县万春乡鱼凫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古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在这些遗址内都发现了夯土城墙，城址规模较大，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过渡，出现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出现高度发达的夏商时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础。

以三星堆二至四期为代表的晚期遗存，除在盆地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峡地区的商周遗存中也见较为强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陕南汉中地区、鄂西地区，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二、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征

(一)三星堆早期遗存

三星堆遗址早期遗存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陶器。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两大类。灰陶中以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内黑外褐、或内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橙黄陶。器形主要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敞口镂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制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礼仪用器。陶器制法多手制，但轮制亦占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较厚，似假圈足。纹饰有细如粗线的绳纹、篮纹、重叠绳纹、网格纹、米粒纹、缕孔、细弦纹、齿纹等。?

2．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以斧、锛、凿为主，器形较小，加工较精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粗放的农业阶段，出现了较高级的农业经济，农业的高度发展为生产工具的精细加工提出了技术要求，同时，也为后来生产精美的玉石礼仪用器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璧、玉环、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礼仪用器。仁胜砖厂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锥形器、玉矛、猫眼石球等。?

3．房屋建筑。在地面挖沟槽，筑木骨泥墙，两壁抹草拌泥，并经火烧烤。?

4．宗教意识。在房屋基址出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为奠基用的人牲；在胜仁砖厂工地发现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22个，有的坑内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躯不全，似经肢解。有的坑内埋有经肢解的动物牺牲，坑壁及坑底经反复夯砸或拍打，坑内的人的躯体和动物牺牲似也经过夯砸或拍打，这是一种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5．城的出现：在成都平原与三星堆早期遗存同时期的其它遗存中，已普遍出现了夯土城墙。这些古城遗址群中的城邑没有一个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这样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遗存发展成了蜀国的中心都邑，最后创造出璀灿夺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铜文明。?

(二)三星堆晚期遗存

1．陶器。可以分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柄器、缸、瓮、器盖、纺轮等。素面陶较少，且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纹饰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见的器形外，新出现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还出现尖底盏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圆弧肩变为圆折肩，由薄卷唇变为尖圆唇，腹变浅，呈钵形；高柄豆由直柱柄变为竹节柄或线绽状柄，出现实足尖。素面陶比早期增多。绳纹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网格纹、镂孔、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二期(郑州白家庄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中期常见的器类基本沿用，但器形变化较大。小平底罐几乎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的足胎壁较厚，腿瘦长，多乳头状实足尖。陶器多素面，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为主。粗绳纹表面多经抹平，凹弦纹多施用于器物的颈、肩上。另外，还有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2．玉石器。此时玉石礼器大量出现，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工具的礼仪化是三星堆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929年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984年、1987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可将这些出土的玉石器纳入遗址的分期范畴。1984年在真武仓包包处还发现二里头形制的玉璋1件；1987年又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祭祀坑一个，该坑内出土文物除两件铜牌饰外，还出土玉瑗、玉凿、石璧等玉石器数十件。其中石璧大小依次递减的顺序重叠放置于祭祀坑中。该坑的时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说明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已有较为完备的礼仪祭祀制度。?

1986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2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经整理研究后可知，一号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岗时期，个别的还可以早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下层时期。一号坑其余的玉石器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于殷墟二期。?

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一是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也仅3?厘米。二是以工艺精良见长，如玉璧、玉瑗的好、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锼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经过岩矿型鉴定，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阳起石蛇纹石岩、阳起石角岩、阳起石透闪石岩、蚀变白云大理岩、白云质板岩、硅技板岩、蚀变灰绿岩、蚀变基性岩、陂嵝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砾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3．青铜器和黄金器。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的青铜器主要有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等。?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而一号坑的青铜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而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前段。?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二号坑下埋的时代大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出土的青铜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但有早晚之间的差异，可以分成早、晚二组：早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二号坑在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上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三期晚段。?

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中，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这些青铜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前14?1世纪)蜀国青铜文明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一、二号祭祀坑分别属于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的存在，说明这时期三星堆遗址处于繁荣鼎盛时期。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面高骈乡发现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铜牌饰两件。铜牌是二里头文化中特有的铜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见到。有学者推测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商代早期，这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生产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了。?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4．房屋建筑。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沟槽，槽中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并经火烧烤。屋面用五花土铺垫，并经夯实。开间一般较大，面积在15?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间大房子进深8?7米，开间23米，面积约200平方米。圆形房子一般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围成一圆圈，圆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之间无壁墙，估计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屋内有火塘。?

5．宗教祭祀。1986年7月和8月，在三星堆遗址内先后发现两个商代祭祀坑。随后，学术界对两个祭祀坑的性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是祭祀坑，有人认为是器物坑，有人认为是窖藏，更有人认为是陪葬坑。经过对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学术界一段时期的讨论，现已比较倾向于“祭祀坑”说。从两个坑出土的器物的使用性质和功能分析，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都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属于一般性的礼仪祭祀用器，而是仅适合于大型宗庙内使用的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同一坑内的器物年代差距较大。从器物的种类、用途和年代距离以及同一器类之间彼此连续发展，无文化面貌上的差异等情况来看，反映出是同一国家的先后时代不同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品。两个不同时期的宗庙被毁后，再掘坑将宗庙重器埋入坑中。造成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同一国家内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转移即改朝换代所造成。在宗庙被毁后，举行祭祀的礼仪，将宗庙器物焚后埋入坑中。?

除1986年夏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外，1986年春天在一、二号祭祀坑西侧还发现两个小型祭祀坑，坑内出土铜器和玉石器，器物也经火烧过。这些情况说明有关三星堆晚期遗存的祭祀遗迹在三星堆遗址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6．城墙建筑。在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以调查和试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800米左右，北偏东12度；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800余米，北偏东25度；南城墙在中段向南拐折，残长约6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600?0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6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又再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已经出现使用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另外，内、外侧城墙为多数呈倾斜状的斜行夯层。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块版筑的情况；有些夯层为堆土垒筑，夯筑方法显得较为随意。这一方面说明了城墙的建筑离版筑技术的出现时代不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城墙的体量较大，全部使用版筑技术来夯筑城墙满足不了工程进度的需要。?

在城墙外侧均发现有宽约20?0米的濠沟，濠沟的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组成一个既有利于防洪排灾、又有利于防御和交通运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见，对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征。?
在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于三星堆遗址一期(即相当于龙山时期)。在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的试掘中，都发现了城墙夯土叠压在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二期或二期偏晚的文化层叠压的地层关系。另外，在濠沟内沉积的主要是三、四期的地层，这说明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建筑时代在二期(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之晚至三、四期(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三星堆文明在中国夏商文明中的关系、地位和作用

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其实，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龙山时期，各个大型的族团已经形成。这些族团之间的互相兼并、交流融合，最后以夏族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传说记载蜀族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并有“禹生于石纽”、“禹娶于涂山”的传说。石纽和涂山分别在蜀巴二地，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传说记载和出土材料都说明古蜀民族的产生和中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青铜文明一经出现，古蜀民族就对中原青铜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铜文明作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个方国文明，它的产生和中原青铜文明有直接联系。?

仁胜砖厂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格。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200年之间，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年代估计在距今4000年左右，说明在龙山或二里头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与中原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与远至长江下游或太湖地区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认识三星堆文化的视野由巴蜀地区拓宽到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

商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对蜀文明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而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世纪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现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形制；青铜尊、虽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和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极具地方风格，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这时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说明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远离商王朝的蜀国，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点、且可与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我们有必要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的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陈德安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三星堆工作站站长?

(责任编辑林向)

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

赵殿增

三星堆考古的主要收获之一，就是证明了川西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国方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1)，不少研究者已正式称之为“三星堆文明”。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要全面了解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和价值，就需要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必要的研究。本文拟从部分出土文物反映的三星堆时期特殊崇拜习俗入手，对其原始宗教构成的特征作一概要的分析。?

一、三星堆文明几种特殊的崇拜习俗

三星堆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表现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出土文物异常丰富，为我们探索当时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具体线索，在城址、遗址、作坊、墓葬等遗迹和造型奇特的众多器物之中，常常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因素，如土埂城墙的建设、高柄中空的灯形豆、鸟头形的器把、数量众多的各式石璧，大都包含有原始信仰方面的内涵。其中最突出最能集中反映三星堆精神文化的，则是祭祀坑中出土的成批成组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三星堆遗址中心及附近地区，曾多次发现埋葬神器礼器的长方形土坑，目前学者多认为是祭祀坑(２)，它们是反映三星堆宗教观念和祭祀活动的重要实物例证。虽然在埋藏原因方面尚有多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坑中出土的文物主要是用来祭神的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

出土的器物包括人像、神象、灵兽、神树、礼器、祭器等几大类。均与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器物形态极为奇特怪异，从中可以窥视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信仰崇拜方面的一些特有色彩。?

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位显著、造型奇异，说明当时人们有一种崇拜眼睛的特殊习俗。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种突目人面具，例如大面具(K2②∶148)，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直径13?5厘米。另一对突出目面具(K2②∶142；144)，双目突出似一圆柱，长9厘米，直径10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敬重。“眼睛”纹常常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重要图案的中心部分，如大立人像(K2②∶149；150)头顶花冠的两侧、身披法衣的双肩中心，就有一对巨大的“眼睛”纹。这些实例证明，崇拜眼睛是三星堆古人信仰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崇拜的社会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对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之神“蚕丛氏”的崇拜(3)。史籍中记载下来的传说中蜀人的始祖名叫“蚕丛”，其唯一的形体特征就是“纵目”。如东晋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一书中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三星堆大量出现突目巨眼的图像，正是蜀祖蚕丛神像的具体体现。以面具眼饰来表现祖先崇拜观念，构成了三星堆原始宗教体系的特有组成部分。?

三星堆文物中还特别强化了对人“手”的夸大和神化，表明对“手”的崇拜是当时又一项独特的信仰习俗。这种现象首先反映在青铜人像群上，如大型立人像(K2②∶149；150)，就有一双超过比例一倍以上的大手，平举在正前方视角焦点的显著位置，作执物奉献祭祀状(也有的认为是作“掐指一算”之类的手势)。较小的一尊兽首冠人像(K2③∶264)，与大人像双手姿态大体相同，只是两个小指翘起，更象是在作“手势”。神坛上成排的小人像、神树基座上跪祭人像(K2②∶194)，也都有一双超比例的大手。有些跪祭、立祭小人像手中，还握有璋、枝条一类的祭器。在大神树巨龙身上，长有一只平伸的巨大“人手”；大铜人身披的法衣上面有四条飞龙，前后爪也都呈现为握作空拳的“人手”，表明人手与神兽已经有机地合为一体。“祭山图玉璋”(K2③∶201?)之上，有八只巨大的人手，从天而降，握成空拳，拇指按在神山的外侧，它们已被作为神的威力和法术的直接体现。玉璋上有22个祭祀人像，均呈现出整齐划一的“手势”，即双手在腹部交叉，抱作空拳，拇指翘起相按。跪祭半浮雕人像(K2②∶04；05)等，又呈现了一种双手张开、按在腹腰之间的手势。这些“手势”的重复出现，说明它们已经成为一种与神交往的“形体语言”，而从天降下的大手和人兽合体上面的人手，证明“人手”已升华为“神手”，并在后来形成以“手纹”等为主体的“巴蜀符号”，这些“手纹”逐渐具有了“神圣的宗教符号”的意义，构成一种特殊的崇拜习俗。巨大的人手又主要出现在具有巫祭身份的青铜人像、刻绘人像上，突显了神职人员的特殊法力和半人半神的社会地位。?

对“鸟”的崇拜在当时十分盛行，具体表现在三星堆文物中大量出现各种奇异的鸟造型上。

其数量之多达到上百件，型式也有十余种。最突出的一种是神树上的立鸟，如大铜树(K2②∶94)上，9条树枝上有9只立鸟，均作展翅欲飞状，爪下为成组的仙果和象征太阳的光焰状圆环。其他几株神树上也多有类似的立鸟，有的呈现为“人首鸟身”的精灵(K2③∶272)。这些立鸟可能具有神的使者、太阳负载者，和氏族图腾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此外，还有许多单独的圆雕立鸟(如K2③∶31?等)、大型鹰头状饰件(K2②∶141)、做成铃铛的鹰鸟(K2③∶103?)，以及众多片状飞鸟饰件，如(K2③∶70?)等。鸟还常常作为礼器上的饰件和主体纹饰，如玉璋(K1∶235?)射部顶端，镂空透雕有一只就象正在水上凫游的神态可掬的小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神坛方型顶部的四个立面正中，各有一只双翅展开的“人首鸟身”像，其显赫的地位表明它是神坛上的一位主神。至于那件被一双飞鸟悬空托起的“鸟爪人象”，更是一个乘鸟腾升的大神。在金杖(K1∶1)上有四组结构完全相同的徽记图案，各有一只箭羽将鸟和鱼组合在一起，刻绘于象征王者的头像之上，显然是一种图腾衍化而成的族徽。对鸟鱼的崇拜在当时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使不少学者认为它们所代表的正是三星堆古国的主人棗以鱼凫为图腾标志的古代蜀国一代统治集团“鱼凫氏”的族徽(4)。?

对“树”的崇拜，在三星堆时期也表现得极为生动而具体。祭祀坑中发现了大约6株铜神树(尚未修复完成)，神树形态基本相似，又各有特色。总体上均呈现为下端有云山状基座、主干挺拔直达树巅、9条树枝分成3层弯曲下垂，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以及璧瑗等神器祭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社会意义。我们把它定名为“神树”，正是为了说明这是一种神圣的原始宗教崇拜物。其中最大的一株高达4米(K2②∶94)，中等的高2米多(K2∶194)，小型的也有1米左右。神树的功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上天通神的“天梯”，类似于中国古代传说中“众帝援之上(天)下(地)”的天梯“建木”??(5)?；也可能还代表太阳升起和降落的栖息之所，如古代传说中东方日出处的“扶桑”(6)、西方日落下的“若木”之属(7)。树木本身常常被作为生长、繁衍的象征，当作生命力和生殖力的崇拜对象。也有的学者认为铜树是“社树崇拜”的模拟物，“地母崇拜”的体现物，是“祭祀大地神”(8)。三星堆神树群体造型之优美、内涵之丰富、体态之硕大、时代之久远，大大超过各地发现的表现树崇拜的文物，表明在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中，它可能处于连接人与神、天与地的中心环节，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二、三星堆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

人类学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证明了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社会大都有一部原始社会的精神发展历史，形成表现形态和程度各异，但其内容、结构、发展进程大体相似的原始宗教体系。那时的思维和宗教是浑然一体的，并不可能象文明社会那样有意识地分成两块。因此，原始宗教与现代宗教有显著的区别，即带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必然性，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原始思维及其形成的原始观念、原始信仰已经强化成为一种“精神统治力量”，一种“崇拜”，一种必需绝对服从的观念信仰；当这种精神统治力量转化成为人的生存方式，规范着人对事物的关系，并确定着人的行为时，就形成了原始宗教(9)。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当时众多的原始信仰观念已经发展为原始崇拜，成为决定人们关系和行为的精神统治力量，并用各种祭神器物和祭祀仪式使之稳固下来，形成比较完整的原始宗教体系。?

原始宗教是以灵神崇拜为精神基础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大体都经历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几种主要形态。在具体的宗教活动中，各种与灵神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作用，又主要是通过专门的宗教职业者棗巫师和祭司来进行的。这种巫(师)祭(司)集团是灵神在人间的代表，是涉神活动的直接指挥、直接实现者。由巫祭将各种灵神崇拜贯联起来，通过祭祀等活动转化为左右人类行为的精神力量，这就形成了原始宗教体系的基本框架。?

三星堆文物所反映的古蜀人的精神世界，正是这样一种原始宗教居于统治地位的特定历史阶段。当时出现了以树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鸟崇拜为代表的图腾崇拜、以“纵目神”崇拜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和以人像群体为代表的“灵人”巫祭崇拜，组成了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基本构架。这种原始宗教结构既有一定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特殊性，它不仅大大丰富了原始人类精神发展历史研究的实物证据，而且也成为我们揭示三星堆古国精神世界的枢纽。?

(一) 以“树”崇拜为集中代表的三星堆古蜀文化的“自然崇拜”观念三星堆原始宗教的认识基础，就是人类学家所讲的“万物有灵论”。在当时人们眼中，自然界万物都和他们自身一样，是有喜怒哀乐，有冷暖饥饱，有爱有恨，有生命之灵气。而自然界那些不可触知、不可掌握的威力，则使人产生畏惧与崇拜。至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发展为对理想境界的祈望。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动物植物造型，以及祭器礼器，都被赋予可以与人与神相通的灵感，其中不少物品本身就是自然崇拜的对象。如刻绘纹祭山图边璋(K2③∶201?)上成列的大山与云雷图案，可能就代表山神和天神(云雷之神)。古代传说中，神山与蜀人的来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昌意娶“蜀山氏女”，蚕丛“始居岷山石室”(《蜀王本纪》)，鱼凫“田于湔山，得仙” (《蜀王本纪》)、杜宇“升西山隐焉” (《华阳国志》)等等，“神山崇拜”必然成为当时自然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又如众多圆轮状“太阳纹”铜饰件、象征太阳的光焰纹圆盘、“太阳鸟”等等，表明三星堆蜀人与大多数古代民族一样，盛行对太阳的崇拜。三星堆时期“树崇拜”，更是自然崇拜习俗的集中反映。首先，它代表着有生命的“树神”，同时又被作为生长繁衍的象征，被奉为“生命之神”“生殖之神”。树上的“太阳鸟”“圆涡纹”，代表着太阳崇拜，而铜树本身则为太阳升起和栖息之处，成为类似于“扶桑”、“若木”的神树。树上的飞龙盘旋而下，象征着铜树是通接天与地、人与神的“天梯”，就象是被称为“天枢”、可让“众帝援之上下”的天梯“建木”。

作为土地之神的“社树”，又成为本土本族的保护神、社稷神。三星堆的“树崇拜”，是各种自然崇拜观念的升华和结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出对自然万物进行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

(二) 以“鸟、鱼”崇拜为突出表现的“图腾崇拜”习俗三星堆众多的动物造型，都是具有亦人亦兽、亦神亦怪特征的灵物，代表着被崇拜的各种神灵，大多包含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即被奉为某个氏族、民族的图腾标志。?

“图腾崇拜”起源于人对自身和本族来源的“亲根探寻”。当人类不能正确了解男女结合产生生命的过程之前，曾认为人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并把它当作本族的根源，奉为标志物和崇拜物。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大多有一种女人与某异物接触而孕，所生子女为本族之祖的传说，如商民族就起源于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记·殷本纪》)等等。三星堆青铜器群中有鸟、鹰、鱼、龙、蛇、虎、鸡、牛、羊等等，大都代表着各氏族各民族崇拜的图腾，它们是前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各个氏族部落的标志物。各种图腾的汇集表明这些民族参加了三星堆古城的祭典集会，共同构成了三星堆庞大的民族集团。其中以鸟的图腾数量最多，地位最显著，形态最丰富，可能就是当时的主要民族的图腾。图腾崇拜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部落联盟的扩大，而不断变化，发生融合与升华，最终成为了一族一国的徽记，被绘制于旗帜和权杖之类代表物之上。三星堆古国时作为王杖和神杖的一柄“金杖”上面出现以鱼和鸟组成的四组规整标准的徽记，置于首领头顶之上，说明它就是古国的“中心图腾”，所代表的可能就是曾在古蜀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鱼凫”族。推而论之，三星堆古城繁荣时期的主人，或许就是曾经消逝在远古迷雾之中的“鱼凫氏”蜀人。?

(三) 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蚕丛的祖先崇拜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约到父系氏族社会初期，自身生殖的秘密终于被发现，因而将对本族创始之神的崇拜由动植物图腾转移到了人类本身，转移到对本族起源和兴旺有突出贡献的祖先身上，产生了“祖先崇拜”。?
三星堆时期祖先崇拜的主要对象是一种大眼巨头的面具或神像。它以神秘而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其超凡脱俗的气质，与写实风格的人像群体有明显的差别，所代表的应是一种神祗。面具硕大而威严，被悬挂、组装在大树、“图腾柱”之类的圆柱形立柱之上，成为当时敬奉的主要神祗之一。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眼睛”状饰件，和以眼睛为主题的纹饰图案，形成对“眼睛”的特殊崇拜。它们所代表的，就是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蚕丛。面具眼饰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说明当时这种祖先崇拜已成为一种主要崇拜习俗，这与各种史籍中一致认为蚕丛是“蜀”的创始者的记载正相吻合。蚕丛被奉为祖先崇拜的主神，首先在于他“始称王”，成为第一个把蜀族凝聚在一起的公认的首领，即史书所谓“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 (《蜀王本纪》)。其次，传说他正是养蚕的发明人，曾“教民蚕桑” (冯坚《续事始》) ，被奉为“蚕神”、“青衣神”。他又聚民为市，“所止之处，民则成市” (同上)。蚕丛是一位亦人亦神的宗教首领，并且“神化不死” (《蜀王本纪》)，为他建立的“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 (《三教搜神大全》)，因而被供奉为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对“纵目之神”蚕丛的崇拜，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原始崇拜中“祖先崇拜”所包含的始祖(“蜀之先”)、首领(“始称王”)、英雄(“教民蚕桑”)、保佑者(“罔不灵验”)等多方面的内涵。?

(四) 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是三星堆原始宗教的实践者原始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一种以意识、观念和原始情感为基础的实践活动，是通过人为主体来实现的。那些能够组织原始宗教活动、处于人神中介地位的特殊人员，称为巫师或祭司。他们是一切涉神功能、涉神需要、涉神活动的体现者主持者，通过这些活动左右着社会上的重大事情和决定。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体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巫祭集团，代表了早期社会第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人像写实为主的艺术风格看，他们所表现的主要是现实中的真实的人。从身体的姿态、所处的位置、所饰的装束看，他们又是祭祀者，是各种祭神活动的主持人。以大型青铜立人像为总指挥，各种形态的立人像、跪人像、人头像(原有身躯)为主要群体，包括跪祭立祭在神坛、神树、祭山场所上的众多人像，共同组成了一个巫祭集团。当时这一集团已经是权势庞大、等级严格、结构相对完善的一个阶层。由于他们具有通神的能力，经常作为灵神的代表和化身出现，也就成为人与神、人类世界与神类世界的特定使者，一种半人半神的“灵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的强化，巫祭本身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神化”，并在以后的祭祀活动中被作为崇拜的对象。这正是出现大型青铜雕像群体的宗教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

三、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产生出的精神文化杰作

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以巫祭集团贯穿起各种宗教活动，构成了三星堆时期精神文化的基本框架。但是，三星堆文明的艺术成就如此辉煌，除了本身的历史、地理、文化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三星堆古国时期以原始宗教为立国之本，实现了神权和王权的有机结合。由巫祭发展而来的统治集团，有意识地运用各种原始宗教、信仰习俗，作为维系古国在精神上、组织上的统一，象征国家权威的支柱，制造出大批专门祭神的雕像和器物，从而使其精神文化大放异彩并以物质造型的方式加以凝固，流传下来。这些反映不同信仰的崇拜习俗，在三星堆文明之中，并不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而是被有目的地互相揉合、互相吸收，形成多形态多层次的原始信仰融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

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多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时期“戎”的成份相对比较薄弱(以兵器为代表的武力成分较少)，而“祀”的成分则十分突出，反映了古国以原始宗教促成国家建设的古朴面貌。用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来吸引远方的氏族部落，实现各民族部落和部落集团在经济、文化和组织上的有机联系，形成联盟式的早期国家，正是三星堆古国的又一特色。?

从巫祭集团的演变来看，在古国形成的过程中这些神职人员经历并完成了一个从人到巫、从巫到神、从神到王的过程，组成了以巫祭为主体的统治集团，用宗教的力量和形式控制着三星堆古国。其中高高站在神圣祭台之上的大铜人像，是整个巫祭中地位最高的“群巫之长”，也就成为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于一身的一代君王。在早期国家中，常常是“君及臣吏皆出自巫”(10)，张光直先生也曾说过：“夏、商、周三代君王的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11)，商王本身也就是一个最大的巫。三星堆文明时期这种通过宗教立国、宗教首领即是国王的历史现象，在古代文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典型，更具有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

注释：

(１)参见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等，《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集》1992年。
(２) “祭祀坑”说源于《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1989年第5期)，并被广泛采用。论证此说的文章有：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时代、性质的再讨论》，《四川文物》1997年4期；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出版社，1993年。
(3)认为突目面具为“纵目”神蚕丛的文章较多，如范小平：《广汉商代纵目青铜面像研究》，徐学书：《关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神像之研究》等，《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笔者认为，包括各种眼形饰件、纹饰中的“眼睛”主题，都是用来代表以“纵目”为特征的始祖蚕丛的，是三星堆蜀人以“眼睛”崇拜的形式表达祖先崇拜观念的实物见证。
(4)胡昌钰、蔡革：《鱼凫考棗也谈三星堆遗址》，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均见《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5)《淮南子·地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上天还下)”。《山海经·海内经》“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皛下有九枸。太﨎援过，黄帝所为”。
(6)《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居，……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7)《淮南子·地形篇》：“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山海经》云：若木是“日之所入处”。
(8)俞伟超：《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土地崇拜》，《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9)泰勒：《原始公社》，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苗启明、温益群：《原始社会的精神历史构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１０)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园出版社，1988年。
(１１)张光直：《美术、神灵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刘杨 · 发表于 2007-1-29 11:23:15

神秘而优美的三星堆艺术

4000年前的含蓄微笑

神鸟

这是龙的形象吗?

三联生活周刊：三星堆考古发现20年

　　脚底下12平方公里的土地，掩藏着距今约3000～5000年前古代蜀国的辉煌历史。之前仅在神话传说中留下只言片语的古蜀文明，密码一般的层层谜团，终于在川西平原的地表下渐渐得到了破译。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使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这一支。

　　神秘的三星堆文化，从1929年揭开冰山一角，接下来70多年岁月有断裂的考古历程。

这个发现时间仅次于百年殷墟的遗址，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的脉络。在滋养着它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早已超越了考古学的范畴。这个声名显赫的大遗址，与生活在其中的近万名农民、考古队员、民间研究者以及博物馆的发展一起，共同勾勒出一个丰富的地方生态。

　　金杖出土·古国现身

　　1986年，三星堆在沉睡数千年之后，成为“一醒惊世人”的世界级考古发现。

　　回想起20年前的发掘，不能不说是个大幸运，但琢磨起来，又是对当地考古人期盼已久的一次回应。成都以北4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被证实是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的古蜀王国核心。此前河南偃师二里头作为40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被当作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这是1986年的7月30日，一号祭祀坑发掘的第10天。

　　凌晨2点30分，炽热的7月末川西平原，31岁的四川省考古所研究人员陈显丹往下挑，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

　　后半夜的三星堆田间安静异常，当时围观的好奇农民已经在上半夜散去。33岁的陈德安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领队，被值班的副领队陈显丹叫醒后，两人迅速做出决定: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四川大学来此实习的大学生张文彦，赶紧骑自行车去广汉县城向当地政府报告;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单位汇报。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个武警被广汉县委书记派到现场。夏天早起的村民们又聚集过来。陈显丹这才对众人宣布:有重大发现，金腰带出现了！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们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权杖。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陈显丹说，“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随后一号和二号祭祀坑的全面发掘，出土了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令人震惊的高度文明。三星堆遗址至少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

　　终于，1929年首次在月亮湾发现玉石器以来，一直迷雾重重的“三星堆遗址”因为1986年祭祀坑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下子使3000～5000年前的古蜀王国真真切切踩在脚底。在几无文字记载的上古蜀国，这一发现成了破译神话传说的“符码”。

　　1986年春天的发掘和一、二号祭祀坑的出现，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将过去几十年来破碎的发现，放进了一个系统。三星堆区域毫无疑问是祭祀区，那么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沿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坊区，一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作为城墙勾勒出古时都城的轮廓。历年来的发掘出土文物，跨越时间涵盖了距今3000～4800年的这一阶段。在近2000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没有间断过，古蜀文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长。三星堆商代遗址，将古蜀文明的时间猛然提前了一两千年。

刘杨 · 发表于 2007-1-29 11:27:02

曾经许多年，古蜀邈远的历史，恍若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千载之前，唐代大诗人李白亦发出如此谓叹:"噫吁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鬼，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似乎，古蜀历史己如烟尘逝散，杳不可知。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四川省成都市二十多公里的广汉城西七公里处。本世纪20年代末，一批精美的玉石器在广汉三星堆一带出土,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是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三星堆古蜀国作为"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中国古代中原周边地区颇具典型意义的"古国"之一，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杰出的代表，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一般将蜀文化划分为夏、商、西周时代的早期蜀文化(古蜀文化)和东周以来的晚期蜀文化(巴蜀文化)。蜀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三星堆。三星堆文化分四期，除一期为先蜀文化外，二至四期大玫属于早期蜀文化范畴。延续时间从距今4800～2800年，约当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至商末周初。

蜀文化圈的中心区域是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代蜀国的一处中心都邑。三星堆古蜀国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足以说明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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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4 17:14:07

青铜神树

概要：商代晚期树干高３８４厘米，通高３９６厘米１９８６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桠，枝桠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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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树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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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4 17:15:41

金面罩铜质平顶人头像

商代商代晚期高４２．５厘米１９８６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头像为平顶，关发向后梳理，发辫上端扎束垂于脑后。戴面具，立刀眉，杏眼，长直耳，耳垂穿孔，蒜头鼻，直鼻梁，阔口，闭唇。颈以下铸成倒三角形。金面罩用金箔制成，双眼双眉镂空，用大漆（土漆）和石灰作粘合剂，将金面罩粘贴于铜头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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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树枝头及人面鸟身像

商代晚期

高１高１２厘米１９８６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此像是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小神树残件部分，由树枝头及人面鸟身像组成。枝头上有花果，在果上站立一“人面鸟”。“人面鸟”头顶平，戴面罩，头部戴冠，额部的饰件已脱落。方面，大凸眼，高鼻，大耳，耳尖向外展出，耳垂穿孔，粗颈。人面鸟身短硕，宽翅羽，羽尖上下呈双钩状分开且向内卷，靠下侧羽翅上有二圆形穿孔。凤尾，尾羽残断，上下分开，呈孔雀开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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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杨 · 发表于 2007-1-29 11:27:52

曾经许多年，古蜀邈远的历史，恍若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千载之前，唐代大诗人李白亦发出如此谓叹:"噫吁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鬼，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似乎，古蜀历史己如烟尘逝散，杳不可知。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四川省成都市二十多公里的广汉城西七公里处。本世纪20年代末，一批精美的玉石器在广汉三星堆一带出土,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是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三星堆古蜀国作为"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中国古代中原周边地区颇具典型意义的"古国"之一，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杰出的代表，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一般将蜀文化划分为夏、商、西周时代的早期蜀文化(古蜀文化)和东周以来的晚期蜀文化(巴蜀文化)。蜀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三星堆。三星堆文化分四期，除一期为先蜀文化外，二至四期大玫属于早期蜀文化范畴。延续时间从距今4800～2800年，约当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至商末周初。

蜀文化圈的中心区域是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代蜀国的一处中心都邑。三星堆古蜀国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足以说明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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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4 17:14:07

青铜神树

概要：商代晚期树干高３８４厘米，通高３９６厘米１９８６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桠，枝桠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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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树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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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4 17:15:41

金面罩铜质平顶人头像

商代商代晚期高４２．５厘米１９８６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头像为平顶，关发向后梳理，发辫上端扎束垂于脑后。戴面具，立刀眉，杏眼，长直耳，耳垂穿孔，蒜头鼻，直鼻梁，阔口，闭唇。颈以下铸成倒三角形。金面罩用金箔制成，双眼双眉镂空，用大漆（土漆）和石灰作粘合剂，将金面罩粘贴于铜头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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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树枝头及人面鸟身像

商代晚期

高１高１２厘米１９８６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此像是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小神树残件部分，由树枝头及人面鸟身像组成。枝头上有花果，在果上站立一“人面鸟”。“人面鸟”头顶平，戴面罩，头部戴冠，额部的饰件已脱落。方面，大凸眼，高鼻，大耳，耳尖向外展出，耳垂穿孔，粗颈。人面鸟身短硕，宽翅羽，羽尖上下呈双钩状分开且向内卷，靠下侧羽翅上有二圆形穿孔。凤尾，尾羽残断，上下分开，呈孔雀开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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