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经历了三十年的创作和探讨,仔细考虑过表现绘画常规的一切可能性,在这之后终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他只获得一个彻底的成就,即他认识到:没有什么最后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可以一劳永逸地加以认识和掌握的现实,而是每一次,为了要加以说明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作为一个永久的初学者,重新创造最能描绘他内心所见的那种形体并与之最相符合的语言,而他的内心所见以是永远处于积极变动之中的。这种变动的积极犹如毕加索的思想,声势汹涌犹如毕加索的激情,流动不息则如毕加索血管中的鲜血;这位艺术家是自然界的一支力量,画布、画笔就是他的行动工具,绘画则是记录他创造性生命力的文献。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毕加索在维护人类正义与和平进步事业方面,用他的艺术为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因而获得了西班牙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他本来不大关心政治。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政权倒向法西斯,迫使画家站到共和国一边,并欣然接受马德里共和政府的任命,担任普拉多博物馆的馆长。这时他虽身在巴黎,仍十分关心自己祖国的命运。他准备拿出部分藏画予以出售,向共和国提供40万法郎的捐款。
1937年1月,他创作了一套连续性版画《佛朗哥的幻梦与谎言》,并自己附上诗作。此时,毕加索接受西班牙共和国的委托,为次年春季巴黎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馆作装饰画。当他正在酝酿题材时,是年4月26 日发生了法西斯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这一罪行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镇上的无辜居民惨遭屠杀。毕加索义愤填膺,随即拿起画笔,进行构思,终于以此事件为题,画了这一幅震撼画坛的《格尔尼卡》。
"在创作的头几天里,他共画了25幅草图,至最后完成,画面已高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刚好撑满他的一个大画室。毕加索采用了多种风格与手法,以半写实的、立体主义的、寓意的和象征的形象,把复杂的法西斯暴行的场面揭露出来。尽管是一些几何形人物,广用线条,寓意复杂,但观众都能领会。其强烈的感人之处不亚于一幅写实的力作。在最右侧,一个女人高举双手,显然她是从一座着火的房子上跌下来。另一妇女向画面中央奔跑,惊恐与狂怒布于全身;左边有一母亲,她手托被炸死的婴儿,在啼哭呼号。右角一妇人的头从窗户里探出,她举着一盏油灯,向前平举,象征揭露,她把这一切展示在光照之下,让世人看个分晓。在画面的中央,高处有一眼睛似的灯光,可是眼睛的瞳仁却是个灯炮。地上倒卧着战士们残缺的肢体。断臂上还握着被折断了的剑。剑旁有一朵鲜花,这可能是对英雄的哀悼。靠中央上方,有一因受伤而嘶鸣着的马头,它张裂着口,由于爆炸声而受到惊吓。有几枝箭自上落下,刺在痛苦地挣扎着的动物和人身上。靠左侧上方,有一眼睛已移位了的牛头,形象十分狰狞。人们从毕加索过去的画上常出现牛头这一事实来分析,认为它可能象征邪恶。
毕加索采用分解立体构成法,仅用黑、白、灰三色来画成。调子阴郁,情景恐怖,全画充满着悲剧气氛。这是画家对战争暴行的控诉,对人类灾难的同情。所有形象是超越时空的,并蕴含着愤懑的抗议声。当《格尔尼卡》公展以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奔走相告,人们首先感到画家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所表现的觉醒。
后来他在《法兰西文学报》上发表文章说:“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低能儿?如果他是一个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他是一个音乐家,只有一对耳朵,一个诗人,只有一具心琴,一个拳击家,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灾情,并从各方面作出反应。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逃避现实的冷漠态度而使你自己同你的那么丰富的生活隔离起来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一个武器。”这段话宣告了毕加索开始重视艺术的社会学意义。
有人不理解他在这幅画中的隐晦含义,问他那匹可怜的马和那头牛是否代表着受难的人民和杀人的法西斯?他回答说:“那头公牛不是法西斯,但它是残暴和黑暗……马代表着人民……格尔尼卡壁画是象征的……寓意的。这就是我要用公牛、马等形象的原因。这幅壁画要明确表达和解决一个问题,因而我运用了象征主义。”不过,毕加索对《格尔尼卡》一画的解释有时也不完全一致。在第一次展出时,他说画上所使用的象征性手法是“平凡”的东西,后来又补充说:“只有最广泛的平凡灌注着最强烈的情感时,一件伟大的、超越所有派别和种类的艺术作品才能诞生。”这后一句话,说出了他那“超越所有派别和种类”的意义。这幅画的艺术价值也即在于此。
《格尔尼卡》后来在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巡回展出,反响十分强烈。至本世纪40年代,经毕加索同意,借给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同时他向公众表示:一个重获民主和自由的西班牙,当是这幅画的当然故乡。1981年初,此画按照毕加索生前的遗愿,终于回到了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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