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造性能不能教? |
尴尬的问题 能不能在课堂上"教"创造性?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别扭。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始提法是"美国的老师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 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要回答"怎么教创造性"?必须先回答"能不能教"的问题。因此,我把问题变为"创造性能不能教?" 希望读者在往下读之前,先思考一下"创造性能不能教"这个问题。如果能教,为什么?倘若不能,为什么不能?然后,再带着自己的答案或想法读下去。 美国的教育制度鼓励人们"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大学里有许多在职学生,甚至一些已退休的老人。 达琳·叶格是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市郊一间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 1994年11月,达琳作为访问交换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学术交流。她的学术交流计划含三项最基本的内容: 第一是给中国孩子上美术课(主要是绘画和手工); 第二是与中国的教师进行美术教学的学术交流; 第三,因为她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此次访华之行可作为一次独立自学的实习课,如能拿出一篇像样的学术研究报告,可获3一4个学分。 当然,到了中国这个地方,不游山玩水、吃喝一番也是不太说得过去的。 达琳与另一位同行的同事原打算修我的"中国文化"课,但后来因时间安排的冲突,我们没有挂上师徒的名分。 由于她的实习导师塔克曼博士是我儿子来美时的经济担保人,孩子叫他作"爷爷",与我更有父子般的情谊。征得系里同意,塔克曼博士邀请我参与了达琳整个实习计划的设计和审批。我还在她的阅读书目中塞进了本人的拙作《开启长城的大门》。 达琳的中国之行,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有不少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但与主题无关,只好割爱。 这次访华,给达琳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 不少中国的老师请教她:"在美国的学校里,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并再三要求她在课堂上作示范。 这位美国小学教师感到很困惑:创造性怎么能"教"呢?!她更感困惑的是,无论她怎么解释创造性是不能"教"的,中国教师都不知所云。 在达琳的自学实习汇报会上,说到这里,她停住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望着我。 我心想:"哎呀,她对中国的学赞不绝口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望我!" 我摇摇头,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妙语:"创造性的翻译恐怕也是个问题。" 我的这句话可以正面理解为:"创造性"这个词可能没翻译好,以致引起双方的误解。也可以理解为一句打圆场的笑话,即翻译人员的"创造性"的误译,使大家产生误解。 我的话引得人们哄堂大笑。不知是善意地笑我的机智,还是给我一个台阶,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在我自己的内心,这个台阶就一直没下得来! 当我从达琳的口里得知,中国的教师提出"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我的心着实震动不小。因为"创造性"这个被中国的教育界长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终于又被提了出来,实属可喜! 然而,"到底创造性能不能教?"在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心里,是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打上问号的。因此,他们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我问达琳:"您在中国喝过酸辣汤吗?尝过怪味豆吗?" 很遗憾,她说只喝过酸辣汤,没吃过怪味豆。 我告诉她,这样她可能不容易理解我的心情。当我听到中国教师问她"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时,就像就着怪味豆喝酸辣汤一样,难以说出个中滋味:有惊、有喜,更多的是尴尬和遗憾。 后来,我又在1995年12月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训练创造性思维"的提法。 这就是说,在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认识中:创造性是可以"教"出来的!创造性思维是可以"训练"出来的。绕不开的定义 许多读者可能不喜欢与定义打交道。 当然,能尽量避开枯燥的定义,那是再好不过的啦!但在有些核心问题上,如果读者与作者在定义上不统一,就会像一个没有定好调的乐队,各吹各的调,各拉各的曲,奏(凑)不到一块,弹(谈)不到一块。 因此,要阐述"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和统一"教"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给"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把知识或技能传给人"。 这个定义基本是准确的。 有读者可能会说:"创造性能不能看作是一种技能?如果是一种技能,创造性就应该能教。" 实际上,把创造性看作是一种技能,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根本原因。 创造性是不是一种技能?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说清楚什么是创造性?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创造是指"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 我觉得,〈〈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不精确,因为这个定义没有把"创"和"造"这两部分有机地联在一起。比如,"想出新方法"来解决了数学难题,这无疑是创造。但如果只"想出新方法",而这个新方法并不能解决任何数学难题,这算不算创造呀?恐怕是只"创"不"造"。 再比如,"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的说法也界定不清。显然,用旧的方法往往也能"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这不能算创造! 我认为: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所谓"造"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包括方法、理论、产品、事物等。 也就是说,创造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不打破常规,无所谓"创";不"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只能是天花乱坠的想入非非。 因此,创造性或创造力是指能打破常规去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之特性或能力。 那么,什么是"技能"呢? 技能是指"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至于创造性是不是一种技能?我们不忙下结论,先来看一个例子。 我是在儿子矿矿刚三岁那年出国的。走的时候,还未到黎明时分,学院派来送行的领导和同事已在乱纷纷地搬行李、道别、祝福…… 忙了一阵,我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我,回过头来,只见沙沙的晨风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 后来,听说儿子逢人就说:"爸爸'出'广州去了!" 又后来,听说妻子一、三、五晚上送他到夜校的国画班去学绘画。 记得那时儿子最拿手的童谣是"小斑马,上学校,黑白铅笔买两套。老师教他画图画,他往身上画道道"。 三岁孩子学绘画,不是闹着玩还能是什么?不往身上"画道道"就不错了。 在我完全忘记了儿子上国画班去学绘画的事儿后,一天我收到一封较厚的家信。拆开一看,有一张约两尺见方的宣纸国画,画的是竹子:疏疏落落的竹叶,斜斜弯弯的竹干,布局协调,浓淡有致,且远近成趣。 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寄这幅画来? 细读来信,我大吃一惊!我真不敢相信这幅画竟然出自我那三岁儿子的手! 我真想大声呼喊以宣泄心中的惊喜! 但这是堂堂的大学学府,左边隔壁是教育系系主任布莱恩博士的办公室,右边隔壁有不少学生在上课,我只能像困虎一样在办公室踱来踱去。 正好隔壁的布莱恩博士走过我办公室门前,停下来歪着脑袋笑眯眯地看着我: "怎么样,黄教授?有什么不对路的事情吗?" 在美国大学里,人们多用博士衔头相称。如某人被称为"某某教授",常常是因为此人无博士学位。当时,我就是那种为数不多的被称为"教授"的人。 布莱恩博士为人非常之好,有时我太思乡念亲了,就会到隔壁去找他宣泄一番,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或者甚至听没听进去。 其实,每当这种时候,他那双蓝蓝的眼睛基本上都还是蛮专注的。 这不,我正要找个人倾诉"衷肠",不正好是瞌睡遇着枕头吗? 我一把拉他进我的办公室,说:"没有什么不对路,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幅画!" 说着我展开儿子的那幅竹子的国画。 他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审视了好一会儿。 我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教授画的!" 他眨了眨那双蓝蓝的眼睛,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不错!" 大家都知道我刚来时给教务长和美术系主任各送了一幅较有名气的国画画家的作品,因此布莱恩博士对我的戏言竟然相信了。 我看他很认真的样子,突然不忍心骗他。我说:"不,这是我儿子画的……" 布莱恩博士最爱和我开玩笑,而且什么玩笑都开,甚至是一些男人之间才开的玩笑。 但是我立即感到后悔,因为我发现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些I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掠过几个变化:既有被作弄的尴尬,又非常不相信那是三岁儿童的画,同时也对自己鉴赏中国画的水平有点怀疑…… 这是一个根荒唐的故事,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 说它荒唐,是因为把一个三岁儿童的画说成是一个著名教授的画,也有人相信,而且相信的人是一个美国大学的教育系主任! 说它真实,那是因为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然我也难以相信。 说它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的荒唐:为什么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竟然相信一个三岁儿童的画是出自一个名人之手? 这有如下两个可能: 第一是该美国教授鉴赏中国画的水平太低。这个"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读妻子的信前,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是儿子的画,不然我就不会惊喜得像困虎一样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了。除非连我的水平也太臭! 第二是儿子的绘画技巧实在太好,以致达到"乱真"的地步。 后来,我没敢再开玩笑,老老实实"坦白"是儿子的画。但是见者均赞不绝口,竟然没有一人相信是三岁儿童的画,反而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1996年,儿子12岁时,用铅笔素描了他的偶像爱因斯坦的肖像,那才叫逼真呢。拿到学校,其老师赞叹不已,根本不敢相信是他画的!年底开家长会时,还专门委婉地侧面向我们求证是不是他画的。 现在妻子用镜框装了起来,更能迷乱来客。 1997年,为了让孩子们亲历市场经济的社会,学校让同学们自由组合,成立各自的"公司",在校内的同学和老师之间做一个月的生意。也就是现在国内时兴的语言叫"下海",于是,卖糖的、卖饼的、贸易性质的、服务性质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那真是上厕所撒泡尿都可以碰到三五个"总裁"、"董事长"之类的人物。 儿子与另一孩子成立了一家绘画"公司"。生意"牛"得不得了,孩子们排长队买他的画,还有人下了课往家里打电话订画。 有一天,有个女孩子打电话来,非得要矿矿接不可。 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原来是要订购儿子的画。 有一个老师自己买了还不算,还帮亲友购买。 有些排了队,但是直到学校规定的做生意的时间快结束了还买不到画的孩子,为了得到画,就干脆先付"定金"。 结果,这项活动结束了很久,"公司"都不知道散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孩子们订购的画仍未能兑现。只好把定金给退啦! 儿子的画价廉物美,一两美元一幅画,最贵的5美元一幅,那还是老师见物有所值,过意不去才在买画时自己提的价。 这一下来,最后儿子个人赚了50多美元,还不算他大手大脚地花5美元买别的"公司"的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饼干之类的花费,以及与"公司"合伙人之间至今喋喋不休、耿耿于怀的账目不清。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请读者不忙下结论,继续往下读。因为答案是否定的。这或许使读者很感到迷惑。 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叫芯西亚,其夫为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 通过芯西亚走的"后门",我们把刚五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 每次开车送他进去后,我就困极无聊地自个儿坐在车里等上一个小时。 有一次,实在太冷,就开车回家,没坐一会儿,就又得开车去接啦。 据说,他三岁时去的那个国内的国画班,家长们都呆在教室的后排。一开始上课,家长们就七上八下、你去我回地帮孩子们磨下墨、蘸个笔、擦把脸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也乐在其中啦。 美国这里不同,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家长一律不得留在教室。 这样一来,回家嘛,时间太短;自个儿坐在车里嘛,时间又太长……但想想,儿子三岁时去了一下国画学习班,就能技惊四座。现在五岁啦,到美国正牌大学的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恐怕要石破天惊的。委屈就委屈点吧。 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不到五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啦。 我们开始以为是他的画技不够好,挨了老师的批评,或者有其他同学欺负他。 但又总觉得不太可能。第一天,是芯西亚带去的,谁也不会知道我儿子与美院院长是什么关系,因此,就算有人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 儿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画啦,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旁边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其他糊涂'!" 儿子想说"一塌糊涂",讲成了"其他糊涂"。 开始我们完全不在意,以为他是找借口想留在家里看美国那些五花八门的卡通片。后来说得多了,也就引起我的注意,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却拿"曾参杀人"的故事来笑话我。 一天,我借口儿子穿的衣服少了,给他送衣服去。 快到门口,我就发现这个借口不甚高明,甚至还显得相当蹩脚。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即使室外冰天雪地,教室里的孩子穿裙子、短袖的不乏其人,因为室内的保温很好。 但我又想,借口再蹩脚几倍也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让那些美国人想上三天三夜,怎么也不会猜到我们这些中国人是要考察他们是怎么教绘画的。 这天,当值的老师是三个"打工"的美术系研究生。一个男的坐在讲台上,翘着二郎腿望着天花板,一个女的嚼着口香糖在来回巡视,另一个女的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若有所思。 我示意要给儿子送衣服,那望窗外的女子冲我笑笑。 我进去一看,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要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 这样一来,曾参不杀人,我都要"杀"了! 我们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误人子弟"的绘画班。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逢人就讲,遇机会就说:都画些什么、学些什么呀?老师哪里是在教绘画,那简直是在放羊!放羊也还有个范围呀…… 于是,儿子的主要活动又回到了幼儿园里。 幼儿园有一面占了整幅墙的巨大镜子,镜子后面是一间观察室。家长可以通过镜子看到小孩子的一切活动,而小孩子看不到镜子后面的家长。 刚开始坐镜子后面时,很有些不习惯。当孩子走到镜子前冲着你笑,或冲着你做鬼脸,或冲着你有表情地说话时,你一定会本能地收缩神经,并"自作多情"地小小惊上一惊! 但当你意识到孩子并没有看到你,他们是在自己对着自己做表情时,你会觉得很刺激,很滑稽,也很有意思。 那种感觉很是特别,你可以窥视到没有家长在身边时的真正的孩子的世界。我相信许多家长可以津津有味地在观察室坐上一整天。 有一天,在观察室里,我突然发现妻子的注意力并不在儿子身上。我捅捅她:"喂,开什么小差?" 她努努嘴,"看墙上那些画,你能认出儿子的画吗?" 我往墙上一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儿子的画像模像样的,在那些"无方圆没规矩"的画群中,很突出、很显眼。 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从心底升起,随即又隐隐有一丝莫名其妙的不安。 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 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要问的"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到底指什么?没有人去深究。 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也只有在他们认为好的时候,才问"好不好"?如果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好的,一扔了之。 现在我们来深究一下,儿子为什么画完画后都要问"像不像"?他所问的"像"到底又指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当三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 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是不太清楚的,甚至是很模糊的。 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 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可能也会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像不像"的问题,就可能含有"像不像"生活中的竹子的疑问,而不仅仅是"像不像"那幅画了。 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逻辑思维或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现存的许多优秀的"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 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当孩子们以"像不像"来发问时,我们做家长或老师的也往往以"像不像"来回答孩子。只不过我们的"像不像"的依据,抑或是老师的画,抑或是现实生活的实物,甚至兼而有之。有时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是依据? 总之,要回答"像不像"的问题,一定有一个依据。不然就不可能逻辑地回答"像不像"的问题。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到内心想像的过程中自由地"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其他糊涂"的画。 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回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 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更多的是逻辑思维。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完全可以是形象思维。 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 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一样的事物——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 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原来当时已近圣诞节,那是学校为了给达琳营造一个友好和谐的气氛而画的。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例子,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由于没有"心'的参与,这只能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可以说那是一个类似"复印"的过程。 长此以往,他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 由于在他的眼里只有别人的画,于是在他心中就很难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别人。 怎么样才能启发他内心的创造灵感呢? 我认为只能从他内心的形象思维着手。 一次,我让妻子和儿子都画同样的一幅老鹰国画。表面上看,两幅画都很"像"。我让他仔细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说:"妈妈的老鹰很温和,有点像鸽子,最多像公鸡,看了不怕人。我的呢,我的老鹰很凶猛……" 我告诉儿子,这就是他形象思维的个性,表现了他内心对事物的理解的特点。 我还告诉他,如果我要画儿子,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霭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 要画就画心中的儿子,而不是照片上的儿子。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在美国学校里与一位采取中国教学法的绘画老师产生了冲突,这是后话。 把技能看成创造,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原因之一。 其实,绘画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利用的技能,也可以是一种扼杀创造,重复他人的一种技能。 技能是可以由老师传授的,但创造性是无法教出来的。 根据定义,技能是指"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据此而论,许多中国孩子具有的是相当好的绘画基本"技"巧,以及很高的COPY(拷贝)的"能"力,但欠缺基本的创造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的概念?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训练"这个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 从上述定义来看,"训练"的概念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一定的模式让受训者重复地"练"以达到预期的要求。 二是未明确规定或限制受训的对象必须是人。也就是说,被训练者可以是万物中最聪明的人类,也可以是猫狗马牛等动物。 写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以狗的训练为例。 我们家养有一条非常可爱、非常通人性的德国猎狗与英国牧羊犬的混血型大黑狗,英文名字叫"LUCky",即"吉祥"的意思。如音译成中文,就有点不太好听,与"垃圾"的音有些相似,我们还是叫他"吉吉"吧。 吉吉之通人性,简直到了难以让人相信的地步,也因此成为我们家的第四个成员。 1997年夏天,妻子和儿子回国去了,我和吉吉留下看家。开始几天,每到黄昏,吉吉就坐立不安、失魂落魄地在门口走来走去不肯回家。看那样子实在可怜,我就到宠物商店买回来价值约3美元一听的罐头,哄着他吃。慢慢地吉吉也有了人类的通病——遗忘。 一天,我与儿子通越洋长话,儿子问及吉吉,我把上述情况告诉儿子,儿子很有些伤感。 吉吉听到我在电话里提到它,就磨磨蹭蹭地挨到我身边。 于是我突然来了灵感——让儿子与吉吉通两句越洋电话。 当听筒放到吉吉的耳边,地球那边传来儿子呼唤吉吉的声音:"吉吉,吉吉,你听到了吗?我是矿矿,你想我吗?我天天都想你!不要难过,还有两三天我就回去了……" 吉吉一听,就跑到门边,伸出小爪子扒呀扒的,还呜呜地哭…… 我把这情景告诉地球那端的儿子,谁知道儿子也流了一夜的泪。 这么通人性的吉吉却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在矿矿比赛足球的时候,乱喊乱叫像个没教养的赖狗。 每次矿矿去比赛足球,吉吉是我们家最积极的一个。儿子一开始穿足球袜、足球鞋,吉吉就蹿前蹿后,急不可耐地鸣鸣呀呀闹着要走。 在美国,一般都要送狗上专门的"狗校"受训的。由于这是我们养的第一条狗,有关规矩不太懂,说是给矿矿的12岁生日礼物,实际是养来看家的。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狗就是狗,低人一等,根本不可能像有些美国人那样,让狗也似人般有模有样地上桌就餐。 据说,在狗的眼里,"人"也被看成狗,是其同类。也就是说,当家里的狗与人同处的时候,它把人都看成了它的兄弟姐妹或长辈。当它把我们其中一个当成"狗王"来崇敬时,它会四脚朝天,收缩前爪,朝这个"狗王"翻肚皮的。这种崇敬狗王,看家守院,追逐猎物等等行为都是与生俱来的,不需后天的训练。而许多良好的行为是要送到狗校训练才能形成的,但光送狗去还不行,还得要那位被狗尊为"狗王"的人一同到狗校受训。 在我们家,我就是那位荣幸地被吉吉尊为"狗王"的人。首先,我压根儿没想到要送吉吉去狗校受训,能崇敬"狗王",看家护院,就算尽心尽职了,还能奢望什么?再说,作为"狗王"的我,本来就忙,还能陪狗上学校?!这样,吉吉就留在家里自学成才。尽管吉吉非常通人性,但到了外面,就显得有点欠缺教养。 在我们居住的中西部,一年四季,除了冬季,社区都要组织孩子们比赛足球。比赛往往在周末进行,赛场又多选在公园内,有时偌大的数十个球场同时进行近百个球队的比赛,那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的人流,让你觉得与节日没什么区别。 这种时候,夹杂在人群中的各式各样的狗就成了很特别的一族。有的大得像小牛,有的小得比老鼠大不了多少,有的穿衣,有的戴帽,有的跟着主人大摇大摆,有的抱在主人怀里憨态可掬。但大多数都因训练有素而显得很有教养,它们可以静静地或趴或坐在主人身边近两个小时,只有在中场休息时,得到主人的允许才蹿到场里去撒欢一阵。 我们的吉吉就不太像话啦,矿矿一得球,它就猛地叫唤;我一吆喝或喝彩它就叫得更欢,而且我都停了,它还一个劲儿地猛叫;矿矿一和别人抢球,吉吉更是歇斯底里地狂吼,恨不得要冲到场内帮它的小主人。 我们从别人的眼神中读懂了无奈和不耐——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吉吉。 根据狗校提供的教学录像带,我们能够训练吉吉在不该叫的时候不叫。说来很简单,只有三个步骤: 第一,在吉吉叫时,拉住它脖子上的链子一勒。 第二,狗一停叫,紧接着称赞说"G000&堪"("好样的")。 第三,给它一点吃的东西以资鼓励。 这三个训练步骤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很显然,勒脖子是"惩罚",说"Gooddog呐!"("好样的")是口头"鼓励",给点吃的东西则是物质"奖励"啦。 这三个训练步骤的分寸不好拿捏:脖子勒轻了,被训的狗不知你在干什么?"Gooddog!"("好样的")说得太快了,狗会以为乱叫是"好样的";说得太慢了,狗就会被弄糊涂了,又勒脖子又称赞,到底要干什么?给东西吃这种物质奖励,没有不行,太多了也会适得其反,狗会为了得吃东西而不惜被勒脖子。 这样反反复复地实施三部曲:惩罚——口头鼓励——物质奖励,吉吉渐渐地被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其具有不该叫时就不叫的"特长"了! 显而易见,我们对吉吉的训练是有模式可循的,吉吉必须被动地跟着套子走,以达到训练之目的。 应该说,中美两国文化对"教练"的理解是没有太大的分歧的。倒是对"教"有不同理解。 本来"训练"与"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中国传统意义的"教"却与"训练"混淆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地步。 那么,什么是传统意义上"教"的概念呢? 概括地说,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用现代白话文来注释,也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提法"把知识或技能传给人"。 当然,可能会有读者问道:"传道,授业"可以理解为'犯知识或技能传给人",那么"解惑"又指的什么呢?其实就是指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解决学生产生的疑难或问题。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从未把学生看作教育的主体,从来只把学生当成知识的接受器,而不是知识的主人,因此,学生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被传道、被授业、被解惑的对象。学生在整个"教"与"学"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因而缺乏一种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 1998年秋,我接待了一个国内访美的教育考察团,团长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大学校长。他曾与我谈到:师道应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基础上再加上"启疑"。 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很有见地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把学生看作教育的主体,即使加上"启疑",也只能是"教"者在"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自己主观的"疑",或自己主观假设的"疑",而不是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疑"。 如果我们对照和比较"训练"与传统意义上"教"的异同,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很有些大同小异的意味。 我们先来看异的方面: 第一,从"教"和"训练"的对象看,两者有所不同。"教"的对象是人。而"训练"的受训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 第二,从"教"的内容和"训练"的内容看,也有差异。"教"的内容涵盖更宽更深。比如,许多知识是可以通过"教"来传给人的,但无法通过"训练"来传给狗。 让我们再来看同的方面。 本来"教"的方式,是点到为止;"教"的内容因为有许多是没有惟一答案、没有对与错之分的(如绘画欣赏),因此只要"传"给对方即达到目的。在许多时候,对方对传授的内容可接受也可不接受。 "训练"则不同,"训练"是要使被训练者掌握某些技能或具有某些特长,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强迫性,受训者对此是没有选择的,不接受也得接受。 这本来是"教"与"训练"二者之间最微妙也是最重要的区别。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从未把学生看作教育的主体,只把学生当成知识的接受器,而不是知识的主人,因此,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教"就抹杀了"教"与"训练"这个最微妙也是最重要的区别,使得"教"变成了"训练"。"教"并非点到为止,而是强迫学生去全盘接受所"教"的内容。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0月4目的文章(美国专家认为亚洲大学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很值得一读。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米凯莱·马林科维奇博士认为,亚洲的大学若要成为世界级大学,所面对的限制会比欧美大学来得多。 此外,亚洲的大学恐怕仍需要花上20年的时间,才能跃上世界级学府的地位,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学。 她说:"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至今仍缺乏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风气(freeandopenimpiry)。我们相信,必须等到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着学术自由风气,以及能够进行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后,才能有一流学府出现。因为我们绝对相信,学术界应该是自由而且不受拘束的。" 所谓提倡"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风气"就是鼓励独立思考的批判性思维。而"传道,授业,解惑"从其方式到内容,学生都别无选择,不接受也得接受。这样,本来"教"的对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判断能力,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却成了被动地被"填"的"鸭子"。 当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把"教"混同于"训练",还会产生一个隐性的后遗症。比如,"教他用外侧踢球"与"训练他用外侧踢球"这两者所描述的状况是很相似的,微妙的差别在于"教他用外侧踢球"所描述的状况多指教者与被教者同时在场,而"训练他用外侧踢球"所描述的状况也包含教练不在场时受训者按照"计划和步骤"自己进行的练习。 把"教"混同于"训练",就会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一个别人预设的模式、计划和步骤去达到他人设计的目标。结果,教师或学校的无形外力就会延伸到本属于孩子的自由发展和思考的空间。 把"教"变成了"训练",这是中国在贯彻素质教育时必须要改变的重要环节。创造性不能"教" 让我们还是以绘画为例来分析和阐释"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 根据前述定义,"教"绘画就是把绘画的"知识或技能传给人"。 我说创造性不能教,首先是因为"知识或技能"与创造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概念。 其次,凡是能传给他人的,一定是可以重复的,而可以被他人重复的则一定不具有创造性。例如,绘画的"知识或技能"是可以从A传给B,又从B传到C的。 君不见,国画老师不是在十多年前把国画的"知识和技能"传给了我儿子,儿子又曾在其美国小学的班上依样画葫芦地教过小朋友三笔两笔就画出中国国画的小鸡,喜得也跟着小朋友一块学画的美国老师不敢相信就这么三笔两笔自己的毛笔下竟然出现了中国画的小鸡而情不自禁地尖叫:"小鸡!小鸡… 正像人的智力不能从老师那里传给学生一样,创造性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也是无法从A传到B的。 因此,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教! 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它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教育工作者就是要去创造这样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 我刚上大学一年级时,一位我很敬重的写作课老师出题让我们写"论说文"。刚从工厂到大学课堂来的我,根本没顾忌什么条条框框,觉得怎么能写好就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结果,我的文章得了满分。那时,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作文最高分是85分,86分就是破格了。这位老师在讲评优秀作文时,我记得很清楚,他提到了我的文章,说是"允许不同风格,鼓励不同风格",提到缺点时,又说"在议论方面,再加强一些就更好了"。83分是不错的了,但没有得85分,因而没能作为范文印出来给各位同学欣赏,总觉得有点耿耿于怀。 后来,我留校当老师,头几年教的就是写作课。当我教到"论说文"一节时,突然想起我大学一年级时的那篇论说文。翻来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倘若用正规的论说文的条条框框来套的话,那怎么是一篇论说文呀?是篇四不像,要不及格的。 于是,我也在课堂上允许不同风格,鼓励不同风格。 在那种时候,能有这样的老师,实在是三生有幸。我常常想,若是我那篇四不像的论说文被"枪毙"了,不知会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说,创造性是鼓励出来的,是培养出来的。她需要生长环境。 美国教师达琳·叶格在昆明作学术交流时,中国的教师曾问她:"如果鼓励学生的创造性,学生画出蓝色的太阳、方形的太阳等等有违常理的东西怎么办?" 我在前面提到,"创"与"造"两方面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所谓"造"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不打破常规,无所谓"创";不"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只能是天花乱坠的想入非非。 既然创造性或创造力是指能打破常规去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之特性或能力,要培养学生这种创造的特性和能力,首先要鼓励学生的"创",如果我们事先已把"创"扼杀在摇篮里,哪里还能有"造"呢?!更何况艺术的创造并不能简单地与现实划等号。允许蓝色的太阳、方形的太阳出现,才能鼓励打破千篇一律的常规举动。 至于蓝色的太阳或方形的太阳是不是能升上艺术的殿堂去展现其艺术的生命力,似不应由小学老师过早地作出判决。 没有对常规的挑战,就没有创造。而对常规的挑战的第一步,就是提问。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美国教授总是爱说:"没有提问,就没有回答。一个好的提问比一个好的回答更有价值!" 我欣赏他的哲理性语言,我更赞赏他在营造培养创造性的环境! |
四、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
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在《引言》中提到我刚做老师的时候,有位教授对我的教案提出忠告一事。 那是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按要求,设计了有关课程的教案。有一位热心的教授"审查"了我的讲义,在表示满意的同时,又很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我多次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但不少地方只有质疑,没有答案。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说:'俄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这不好!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你不懂答案,你是老师,就要去研究嘛。不然,怎么叫解惑?!学生可以说不懂,可以提出疑问,老师就不好这样做。要注意为人师走嘛。 第二是讲义中有错别字,过去是学生可以有错别字,当了老师就不允许了。特别是要板书在黑板的,一定要慎之又慎! 老教授对我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因为我在留校当老师之前,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换了他人可能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还不一定这样掏心掏肺地说呢。我知道系里曾将一位讲课较受欢迎的老师下放在地区师专去。当然,下放的原因可能是较复杂的,但"罪名"之一,就是曾经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 对传统理论的质疑之处,如果仅仅是提出问题,自己还没有研究出答案,就先不要提出来,而是按照传统理论去"传道,授业",这还比较容易办到,闭着眼睛讲就是啦。怕就怕正好有学生提出来,那种千金易得、知音难觅的恰到好处地"挠痒痒",那种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滋味,是不太好受。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灵感一来,一写上兴头,就懒得查字典。当老师了,不能误人子弟,这毛病得改,要注意为人师表。于是,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消灭错别字上面,特别是那些需要板书的字,更是个个先查了字典再说。慢慢地我就有些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比如: "夺"和'倚":"夺"字上部的"大"必须要大于井盖住下部的"寸"。"奇"字上部的"大"则必须小于下部的"可"。 "事"和"争"中间那一横必须穿头。 "新"字,"立"的下面那一横必须要长过"木"上面那一横。 "羊"字的三模也必须区别:下面那一横最长,中间那一横最短,上面那一横次长。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我反过来这样要求学生,他们叫苦连天。于是,他们也七七八八,指指点点:"你的这一横写长了,那一竖写短了……" 正人先正己。这样一来,我就把自己弄得处处谨小慎微,时时瞻前顾后,常常左望右盼,每每患得患失;有时甚至不得不欲盖弥彰,讳疾忌医。 其实,有时我也想,"新"字的"木"那一横拖长点点,"立"那一横画短一点点又会怎么样?天会场下来吗?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世界末日会来临吗?只要不把"土"写成"土"就可以了。比比别人简简单单的26个字母,汉字本来就够为难中国人的了,何必吹毛求疵,处处设牢狱,自己苦自己、自己"囚"自己?! 这种话,我不敢对其他老师说,更不敢对学生说。 有一年,我检测过不下100名学生,按照我的要求写"新奇"、"争夺"等字,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我也暗暗观察过周围的同事,也难有一个是全对的。 在中国,教师被看成是知识的载体,是字典,是电脑,是无所不能的"圣人"。因此,如果老师碰到一些实在不能回答的问题,也会用或者不得不用八面玲珑的外交辞令巧妙地搪塞过去。 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多位教授对我的提问坦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 写这本书时,为了证实美国的高中生能过多少次SAW美国高校入学考试,我电话咨询了几位教授,有的竟然说:"不知道。""我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 由于美国人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因此作为芸芸众生的凡人,他们一般都能较坦然地对待自己的缺陷。 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丹·奎尔与布什搭档竞选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后,社会上都流传奎尔的智商很低,连"土豆"这个英文单词都不能正确地拼写出来,本来应该是'Poato'却写成了'POt。theO 这就有点像中国民间取笑韩复菜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一样。不管是真有其事,还是政敌的抹黑,我以为奎尔一辈子都不会公开与"土豆"这个词沾边的了。因为,除非你公开承认小时候曾经错误地拼写过"土豆"一词,否则一切辩解都是无效的,只会越辩越糟,还不如远远地躲开为妙。 这也是一般中国人的思维。 大约在1993年,奎尔下台以后,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 画面背景是人声鼎沸的橄榄球赛场。一小孩在叫卖"土豆片"。一会儿,有一个人回过身来买"土豆片",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用英文说:"POtato(土豆)!" 当这个电视广告连续播放了几次以后,我总觉得买"土豆片"这个人似曾相识,但是在哪儿见过?就是想不起来! 有一天,我又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广告,记忆的深处突然闪过奎尔的形象,但我立即又打消了这个荒唐的联想。我把这个联想当作笑话一样告诉妻子和儿子,大家都认为:不可能。躲都躲不及,还去做"土豆片"的广告?! 又有一天,我们三人都同时看到这个广告,并且都同时惊叫起来:"奎尔!奎尔!" 本来奎尔给我的印象不怎么样,好像真有些政治智慧不足似的。自认证实这个"土豆片"的广告是奎尔做的以后,我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奎尔,佩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胸怀!至于他是不是曾经把"POtatO"写成"Poatoe"已变得微不足道了。即使不是政敌的抹黑,而是真有其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中国人本来就特别爱面子,教师——作为知识的载体,就更是其中的校校者。 老师是人,不是神。当我们把毛泽东请下神坛,把周恩来请下圣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把老师推上神台呢? 西方人认为,环宇之内只有上帝是完美的,至于芸芸众生乃至万事万物都是有缺陷的。再说,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老师的有限生命、血肉之躯,怎能完美无缺? 正因为在美国的校园里,老师不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一个有限的人,学生才能平等地与之交换意见,甚至争论问题。 我在"创造性能不能教"一章中,谈到儿子在学习绘画中走过的弯路。后来,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到了初中一年级,他与一位采用中国教学法的美国绘画老师发生了冲突。 这位老师拥有美术硕士学位,但她的绘画课有许多条条框框: 1.不能画武器及一切可能与犯罪有关的东西,甚至不能画那种带滚轮的滑板,因为容易让人联想到街上那些不太"规矩"的男孩。 2.每一幅画的内容必须触及到纸的四边。 3.色彩需要浓重。 4.创造的范围被规定为:不可能的与现实的相结合,诸如会飞的鱼,能开车的乌龟,能搭载人的老鼠,以及"画蛇添足",等等。 5.这些"飞"兽"走"禽又必须是快乐的,有一张愉快的笑脸。 对于她的种种烦琐规定,男孩子们特别反感,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抗,其中包括反驳她的美术观点。 有一次,当她谈到:"任何艺术都是由线条和色彩组成的… 矿矿就当堂进行反驳:"空白也可以是一种艺术!中国画中就有'飞白'一说。" "一张空白的纸总不会是艺术吧?" "有人也会认为是艺术。可能在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人。" 班上几个调皮的男孩为矿矿捧场: "对,对。我在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里就看见过一张上面什么都没画的画。" "艺术是没有标准的,有人欣赏它,它就是艺术!" "古埃及的人把造纸当成艺术!今天的人把制造更高质量的纸,看作一种艺术。" 老师生气了,说:"如果你们想教美术课,等拿了美术的学位,才来教吧!" 矿矿在一家人吃饭时,经常谈论这个老师的不是。 我们很为难,既为儿子在绘画上不人云亦云而高兴,又怕他不能处理好与老师的关系。既要肯定他对的方面,又要找各种理由维护老师。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美国学校每个学期结束都有一个正式的成绩单,在期中有一个非正式的成绩报告。如果家长在收到期中的非正式成绩报告时,认为有需要,可以通过电话与有关老师交谈。若电话解决不了问题,也可以面谈。 矿矿期中的非正式成绩报告门门功课得A,只有美术是c。儿子的成绩从来没有哪一门得过C,美术更不应该! 矿矿说,那是因为老师认为他没有完成一幅比较重大的创造绘画。 我问儿子:"你为什么没完成它呢?" "谁说我没完成?我完成了!" "那老师为什么说你没完成?" "老师说我没上完颜色!" "你告诉我,你画了什么?为什么老师认为你没上完颜色?" "我的画中间是条勾画清楚的大鱼(重心突出),在飘动的海草之间是模糊一些的鱼,有些只见半条(相映成趣),我还画了鱼的影子(浓淡有致)。老师说我没涂完颜色。她不是说我画不好,她是说我没完成作业,才给我C的。"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认为老师对我有成见。她认为我不听她的话。其实,是她自己有问题,眼光太窄,条条框框又特多……" 我明显地察觉到,很可能并不是老师对矿矿个人有什么偏见,而是对绘画有不同的见解。 第二天,我给这位老师去了电话。 果然,她不是认为矿矿画不好,她是认为矿矿设完成作业,才给了他C。 我说,可能中国画对矿矿影响比较深,他不喜欢西方油画式的浓墨重彩,而喜欢中国画式的淡雅清新。中国画有时用浓淡不同的墨来表示不同或多种色彩…… 老师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矿矿回家,说老师问他:"你是全盘设计好要这样画的.还是没完成作业?" 矿矿说,是设计好要这样画的。 老师把他的成绩改为此 在我忘了这件事后,有一天,我们收到学校寄来的一封信,是这位老师签的名。说是矿矿的一幅画被选送到学区参展,邀请我们有时间去观赏。 遗憾的是,参展那天我们因为另一件什么事,把这件事给忘了。 后来,听说参展的就是那幅关于鱼的画。 这位有局限的图画老师,却有着无限的胸怀! 这样的老师能不使人肃然起敬!?长辈是不是孩子的朋友? 中国孩子在非血缘关系的同辈人之间也称哥哥弟弟,或姐姐妹妹;称非血缘关系的长辈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美国孩子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辈之间,绝不互称哥哥弟弟或姐姐妹妹,而是直呼其名;称呼有血缘关系的叔叔阿姨,一般都加上这个人的名,而不是姓。如叫"全愈叔叔",而不叫"黄叔叔"。更经常的是直呼其名。甚至对自己的父母,有时也直呼其名。 这让我们中国人听来,感到很不习惯。 美国中、小学的老师也从来不被称为"'老师"。年轻的。没结婚的、离了婚后单身的女性,一般都称呼"小姐"。结了婚的女性则被称为"太太"。所有的男性老师一律冠以"先生'称号。就连学校的校长,学区的督导(如果没有博士学位)都概不例外。从学前班的小毛头,到半大不小的高中生,叫起他们的老师来,全都是姓外加"小姐"、"太太"或"先生"。 矿矿五年级时有一位老师,是位五十有几的离了婚的妇女。矿矿告诉我,以前她是"维尔安太太",现在她是"哈森小姐",因为她离婚了。 矿矿在二年级时,他的班里来了一个大学教育系的女实习生。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还跟孩子一样,有时矿矿喝水,她会悄悄过来胳胶一下。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姓,叫"戴蔓",英文的意思是"钻石"。孩子们都很喜欢她。矿矿甚至把她当成最好的朋友,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告诉我们戴蔓小姐今天让他们干了什么,戴蔓小姐今天教了什么。 有一天,矿矿从学校回来,一进门我就发现他一脸的不高兴:"戴蔓小姐今天说,从现在开始,她不叫'戴蔓'小姐了,她要我们大家叫她'舒梅克太太',她要结婚了,要走了……全班小朋友都说,不好不好,不要走,不要姓这个'舒梅克'。可是戴蔓小姐说,没办法了,谁让我跟'舒梅克'先生结婚呢… 舒梅克是英语社会中较流行的一个姓,意思是"修鞋匠",正好戴蔓小姐的对象就这个姓。从"钻石"小姐一下子变成"修鞋匠"太太,这个弯子也转得太大了些,无怪乎孩子们一下子接受不了。 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美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如果我们一家遇到一个与我平辈的中国人,在介绍到我儿子的时候,儿子需要叫"叔叔"或者"阿姨",这时对方可能摸摸矿矿的头,或拍拍肩膀,称赞一两句,但绝不会与矿矿握手。 如果遇到一个与我平辈,甚至是长我一辈的美国人,情况就不同了,儿子不用叫什么"叔叔阿姨"或"爷爷奶奶"的。笑笑,问候一声"Hi!"或"HOWareyoll?"就行了。 不管对方是'爷爷奶奶"级的或"叔叔阿姨"级的,都会正儿八经地回复问候,并主动伸出手来与矿矿握手。还会像对成年人那样对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说:"你好!年轻人。" 高我一辈的我的博士导师塔克曼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奎茨博士和他的妻子——牛津市市长,等等,都是这样把矿矿当作一个"人"来平等对待的。 当然,孩子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己也看成与成年人一样平等的人了。 美国孩子的少年老成会让你常常忘了他们的实际年龄。美国孩子常常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伤害了我的感情"。大人们只要有一点事做得不合孩子的意,孩子就会抗议,"你伤害了我的感情"。 这言下之意就是,"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 我们刚从牛津市搬到西金库市时,矿矿交了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这个男孩的父亲很有钱,拥有数十间食品店。同那些传统的故事里讲的一样,他也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 有一次,老师让孩子们自己创作并拍录像故事。矿矿和这位同学分在一组。放了学后,矿矿就让我把他送到这位同学的家去。那真是一幢豪宅,石头建的四层楼。说是去拍录像,晚上快12点了,矿矿才打来电话让去接他。 第二天,我一看他们创作的所谓"录像",气就不打一处出。那录像既没有情节,也更谈不上艺术,从头到尾都是两个孩子无主题地乱打乱跳,与老师的要求差得太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中国古老的名言立即跳进脑子,与不爱学习的孩子在一起混,还能学什么好? 等矿矿一放学回家,我就对他说,以后少与这个同学来往。 矿矿睁大了眼睛,像是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眼睛里还含着眼泪,说:"爸爸,你这样说他,不但是伤害了我的感情,还伤害了我的朋友……" 我们做家长的,往往只想到要孩子去做家长认为对的事情,但我们很少想到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其独立尊严的人。我们往往只想是"为了孩子好",但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会伤害到孩子…… 大约是在1992年的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天黄昏,一群迈阿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们,在宿舍楼群旁边的球场上打排球。不到八岁的矿矿,在跑前跑后帮他们捡飞出场外的球。 我在楼上,凭栏眺望。 矿矿在场边偶尔也能垫起一两个正好飞到前面的球,高兴得他手舞足蹈.有时干脆来个侧手翻。这样,叔叔阿姨叫他到多远的地方捡球,他都撒开脚丫去追…… 后来,有一两个人被家里叫回去做饭或者吃饭,场内出现了空当。本来这帮子人就打得不怎么好,人满"不"为患,一走了人,空当更显。矿矿就跃跃欲试地慢慢往场里挪…… 这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我进家接电话。 不一会,矿矿嘟着嘴,红着眼睛回到家里。 "打球摔跤啦?" "没有!" "谁欺负你啦?" "没有!" "那怎么回事?" "叔叔阿姨只叫我捡球,不让我打球。把我赶开!" 远处,隐隐传来钟楼的钟声。 窗外,夕阳西下,残阳如血。 看着一头大汗,小脸通红而又垂头丧气的孩子,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是有时也嫌孩子碍手碍脚,一样把孩子赶走吗? 第二天,是星期六,晴空万里。 妻子的老板伯格博士和他的韩国妻子,以及阿莱希欧博士一家四口,还有我们家,一共大小九个人,到休斯顿森林公园的湖畔吉野炊。 周末,如果天气好,美国人爱约上几个亲朋好友,开上车子到外面搞野炊。 美国的公园可谓星罗棋布,说得夸张些,其密度可能与中国的菜市场差不多,稍有人口的地方,就有公园。许多公园都依山傍水,有一片片古木参天的森林,有各式各样的运动场,还有许多野炊场所,备有一个个现成的烧烤炉、一张张餐桌凳子供游人使用。在超级市场买上一小袋燃料,就能享用一顿原汁原味的烧烤。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加一段小小的插曲。 中国有句古话,"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其意是人最重要的是谦虚,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才是最宝贵的。我想,这句话若用于美国人对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时,其实也是很合适的。在这个意义的范围内,美国人也是崇尚"人资有自知之明"的。这首先,是知道自己的权利,其次是知道自己的义务。贵就贵在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等同的。中国人大多对美国人维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印象深刻。其实说穿了,在这一点上,就是美国人崇尚权利与义务的平等。 有一次,我们全家同一位好朋友瓦莱莉博士,一起去肯塔基的大山里野营。走在人烟稀少的山道上,看到一个废可乐罐,瓦莱莉博士随手拉了起来放进背包里,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出了山沟后,看到一个垃圾箱,才把那废可乐罐丢了进去。 她做这件事就像是做自己的事一样,那么自然,平常,完全没有承担义务的负重感。维护自然环境是她的义务也是她的权利。 这时,你会觉得人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亲近。 实际上,美国人搞野炊,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玩,是体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这不,阿莱希欧博士的丈夫古瑞克,点上烧烤炉,把各种肉往上一摊,就仰天八叉地躺在湖滨的草地上,他那刚一岁多的女儿杰西卡,在他身边爬来爬去。 其余的人在打排球。我们叽叽喳喳地一开打,又吸引几个其他来野炊的人。 儿子昨天被人"忽视"了,今天是肯定要参加的。看着儿子玩得开心,我们就更开心了。 谁知道,阿莱希欧博士的三岁大的儿子泽克,见大人们玩得欢心,他不干了,直嚷嚷也要打球。八岁的矿矿,我还嫌他小了。不是昨天受了委屈,我还不让他打呢。泽克才三岁,整个身子比排球大不了多少!怎么能打? 我刚刚闪过念头:是不是要把他抱到他爸爸那边去,与他妹妹杰西卡一块玩…… 只见伯格博士,一手抱起他,加入打球的人群。其实,伯格博士并没有让泽克真正碰球,球还没近身就打走了。他们只不过参加到打球的人群中,参加了打球的氛围,偶尔也象征性地碰碰球,直乐得泽克"嘎嘎嘎"地开怀大笑! 就这样,三岁的泽克,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人参加了打球。 看看阿莱希欧博士,她却没有太特别的表情,好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我们却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据说,1951年日本在借鉴西方文化基础上,制定了"儿童宪章",下面列出的,是该宪章的头两条: 1.儿童的人格应受尊重。 2.儿童应作为社会的一员受尊重。 当孩子的人格得到充分的尊重,孩子的"自然人"不管有多幼小,也能以平等的"社会人"出现在社会交往中。 前面曾提到过的芯西亚,她是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她建议我们与儿子建立"朋友"式的关系。开始,我很不能理解: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怎么要在父子之间建立朋友关系呢? 其实,"朋友"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 首先,朋友之间的角色关系是平等的。 这种平等的角色关系,不像父子间的角色关系,或上下级之间的角色关系那样存在着"长幼有序"、领导与被领导、一方必须听从另一方的不平等状况。朋友之间可以平等地讨论问题、争论问题、分事各自的喜怒哀乐。这种平等的朋友关系非常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比如说,我眼中的世界与儿子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总是用我的感觉,我的观念去指导孩子,他就会失去独立性,缺乏创造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雪,在矿矿眼里纯粹是自然世界的产物。因此,一下大雪,他就高兴得又叫又喊,立刻戴上帽子,穿上靴子,带上他的狗和滑雪板,到屋外尽情地玩去了。 雪在我眼中就大不一样啦。大雪会使我想到很多很多:车子停在办公室外面,车窗要被冰覆盖住,车门可能打不开;我们将要付更多的暖气费;妻子能安全回家吗;赶快'名人自扫门前雪",否则自己的车开不出去是小事,别人在你门前摔跤,投诉起来就不得了;还有"卖火柴的姑娘"和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总之,雷,在我眼里是一种对命运、对人类的挑战。因此,当我看着窗外随风飘舞的鹅毛大雪,心底里就会有一股莫名的多愁善感,宁以独自待在家里。 据此,如果让我和儿子两人各画一幅雪景,其结果一定是大相径庭的! 如果我用我的眼光、我的感觉、我的观念去指导矿矿画一幅雪景,他能不失去独立住吗?他还能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吗? 所以,芯西亚会这样对我们说:"不要总是告诉孩子:他一定要画什么;而要让他告诉你们:他想回什么,他画了什么?" 中国不是有一个说法,叫"忘年之交"吗? 大概,这就是称西亚为什么要建议长辈和晚辈之间建立朋友关系的深刻道理。 其次,朋友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A朋友并不对B朋友拥有更多的权利,也不承担更多的义务;反之,B朋友既不对A朋友拥有更多的权利,也不承担更多的义务。所以,A朋友请B朋友的客,或者B朋友请A朋友吃饭,都可以既是他们作为朋友的权利,也是他们作为朋友的义务。 但上下级之间,或长晚辈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则是不对等的。比如,请假,是下级A的权利;但,审核A的请假却是上级B的义务。 一般来说,了解孩子的隐私,既可以是父母的权利,也可以是父母的义务;但孩子却无权利和义务去了解父母的隐私。 又如,家里只有一条电话线,在一般情况下,父亲用电话是他的权利,而儿子没有权利与父亲争电话,让电话则是他的义务。如果是朋友之间,就要商量看看,谁更有理由先用电话。 也就是说,在长辈和晚辈之间建立朋友关系,双方在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上,就会是对等的,就不会在某些事情上,为"谁的义务"、"谁的权利"的界定问题,纠缠不清。比如说,上面提及的使用电话的问题,如若父子间建立朋友关系,谁有权利先使用电话,就要看谁更有理由先使用,而不是用电话是父亲的权利,让电话是儿子的义务。 据说,日本的"儿童宪章"的第三条是"儿童应在良好的环境里受养育"。 我认为,在长辈和晚辈之间建立朋友关系,使得双方在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上对等,在不少情况下(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不少'而不是"一切"),是在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要不要尊师爱生?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师道尊严被"油炸"、"火烧""砸烂狗头"。弄得师不师,生不生,人不人,鬼不鬼。师道尊严威风扫地,文盲小丑横行霸道。于是,"文革"后,人们重倡"尊师重教","尊师爱生"。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日渐显现出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可质疑性。我认为,"尊师爱生"这个提法有毛病,也不科学,值得我们反省。 首先,"尊师爱生"把教师的角色神圣化,并确立了一方被"尊",另一方必须"从"的一高一低的"尊"与"从"的地位。 教师是一种社会角色,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去扮演的角色。正是由于这些千千万万的个人有着他们自身的千差万别,才有了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去引导、去匡正个人的"自我"。 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是理想化的东西,由不同个人扮演的相同角色,一定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果。模范教师与误人子弟的教师之间的区别,不是角色期待的区别,也不是角色规范的不同,而是个人本身的差异使然——有模范教师,也有误人子弟的教师。 即使是受人尊敬的"模范教师",也是由凡人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神。神才是没有缺陷的。既然教师不是神,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但是"尊师"的前提是抹杀个人本身的缺陷和差异,把教师这个角色神圣化。 当"尊师"绝对化地规范了双方"尊"与"从"的地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以及独立思考就被抑制,其结果是老师的差错往往只能由老师来纠正。 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一位老师把"恬"字读成"刮"字,父亲纠正多次,本人均置若罔闻,就因为他不是"老师"而是右派。后来上了中学,我听到另一位老师念"恬不知耻"而不是"刮不知耻",我才根据"中学老师应该比小学老师水平高"的判断,纠正这个长达数年的错误。直至1980年,我亲耳听到一位全国知名的语言学教授把"造诣"念成了"造旨",我才对"尊师"有了自己的判断。 后来我曾经想过,父亲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得闻一多等名教授的濡染,水平何尝不比中学老师更高…… 现在我反省这种"中学老师应该比小学老师水平高"、"曾受教于闻一多等名教授的,又比中学老师水平高"的判断,都是在"尊师"的范围里打转转。 其实,教师是一种社会角色,是一种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去扮演的角色。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可以制定得尽善尽美,但是一旦由具体的个人去扮演这个角色,就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校规中确认这一点,在教学实践中承认这一点,学生才有了"启疑"的前提。 只有具备了"启疑"的前提,学生才有机会磨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提高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既"尊师"又"尊己"。 其次,在"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中,一方面是教师角色神圣化,另一方面是老师并无尊重学生的义务。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老师承担的义务仅是"爱生"。中国有句俗语,"打是亲,骂是爱"。不可否认,在很多情况下,"打"确实有"亲"的意味,"骂"也的确有"爱"的内涵。但是,"打"与"骂"体不体现尊重呢?很显然,这是与"尊重"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尊师爱生"的观念指导下,只要老师"爱生",就符合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老师并不需要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和创造性。 再次,"尊师爱生"忽略了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的文化概念中,"尊敬"只能是晚辈对长辈而言,而"爱护"则是长辈对晚辈的专利。如果说:长辈"尊敬"晚辈,晚辈"爱护"长辈,那一定要被人认为是文化"短路"或者神经搭错线。 因此,是"尊师爱生",不是"爱师尊生"。 "尊敬"师长是晚辈的义务,"爱护"学生是长辈的责任,也是权利。这样一来,在"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中,老师有权利有义务;但学生只承担义务,不讲权利。 比如说,老师指出学生的错误,是师长的权利和义务。这符合"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原则,符合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但是,学生指出老师的错误,或者持与老师不同的观点,这本来是学生拥有的权利,但由于不是学生的义务,故不符合"尊师"的师生关系原则。 囿于这种"老师有权利有义务;学生只承担义务,不讲权利"的师生关系,在中国的教育中,我们极难看到美国校园里常见的师生之间平等地争论,学生当堂对老师的论点提出异议的现象。 人云亦云,"云"得再好也是"云"人家之所"云"。 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必须在师生关系中让学生既承担义务,又拥有权利。 学生应该拥有的权利是多方面的。根据马歇尔·詹姆森的观点,孩子应该拥有如下权利: 1.被了解的权利。 2.发问的权利与了解的权利。 3.与别人不同的权利。 4.学习成功的权利。 5.做儿童的权利。 6.保有个人秘密的权利。 我总觉得马歇尔·詹姆森的上述概括不够全面,有的条文表述也欠明晰。例如,本来只要在所列的权利前面加上"没有"二字,就表示是他要反对的现象。诸如:没有"与别人不同的权利";没有"被了解的权利",等等。但如果我们把"没有"二字加在"学习成功的权利"的前面,否定的就是形容词"成功"而不是名词"权利",这就使得詹姆森先生所要否定的东西含糊不清。如果这一条改为"学习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很清楚,他要反对的是:没有"学习的权利"之现象。 根据美国孩子的情况,我将孩子应有的与教育有关的主要权利概括为如下几条: 1.孩子应有受教育的权利。 2.孩子应有发问的权利与了解的权利。 3.孩子应有说"不"的权利。 4.孩子应有不同于他人的权利。 5、孩子应有保留不同观点的权利。 6.孩子应有保有个人秘密的权利。 7、孩子应有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兴趣的权利。 当然,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是有相应的条件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孩子应该有的权利考虑到师生关系中,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应该拥有更先进的新型厂生关系。 那么,我们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师生关系呢? 我认为,应该是"互尊互爱"的新师生关系! 在现行的师生关系中,"尊师"是对学生而言,"爱生"是对老师而言;双方的行为是单向的。 "师"要不要"尊"?要!"生"要不要"爱"?要!但不能是单向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既不否定"尊师",也不否定"爱生",它提倡的是平行的、双向的行为。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摧毁师道尊严有极其复杂的原因,远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不过,学生长期被困于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师生关系,因而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积压愈久,反弹愈猛,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 尝一尝"师道尊严"威风扫地的快感,恐怕是当年不少红卫兵自己也未意识到的潜意识。 "互尊"是把教师当成可敬可爱、可圈可点、有血有肉,可以互相探讨的人,不是说一不二的神圣化角色。 "互尊"才能让学生从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被"传道"。被"授业"、被"解惑"的角色,变为有主观能动性,有独立"启疑"能力的人。 中国的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如果指出对方的不足或错误,是爱护对方的行为,"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则是对"互爱"的补充。 有了"互爱",学生才能有"为真理"的勇气,才能杜绝红卫兵批判、斗争式的"反叛"行径。 "互尊互爱"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师生双方在"教"与"学"的相生相克关系中,在"人"与"角色"相辅相成的关系中,行使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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